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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你绝对不知道的资治通鉴记载的惊人真相

发布时间:2021-02-24 12:18:12 阅读: 来源:电圆锯厂家

揭秘你绝对不知道的资治通鉴记载的惊人真相

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。史家通过这段记载,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:“贞观之治”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,任何人,都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,坐享“之治”的社会福利。

“贞观之治”,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。

资治通鉴

在这个时代里,人民安居乐业,歌舞升平,皇帝温良慈善,百官恪尽职守,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,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……总之,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,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创造出来的,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,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首位。但这一切,却只不过是一个骗局。

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,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,以一户6口计,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,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。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,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。但唐天宝十四年才垦田地1430万顷。隋炀帝登基时就有890万户,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,国力差距可以想见。

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,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、回洛仓、常平仓、黎阳仓、广通仓等。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。贞观十一年,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:“隋家储洛口,而李密因之;西京府库,亦为国家之用,至今未尽。”隋朝已灭亡了20年,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,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。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——含嘉仓遗址。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,内探出259个粮窖。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。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。

纵观历史,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:首先,隋唐更替,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,战争结束,人少地多,人心思安,这是“贞观之治”产生的最重要原因;其次,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,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,但这些却促成了“贞观之治”的产生。开创大运河,利在当时,功在千秋。

所以从理论上来说,纵然是真的有什么“贞观之治”,那也是隋朝的功劳。

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,忽然有一天,李治心血来潮,问户部尚书高履行:去年全国增加了多少人口?

高履行回答说:去年的人口增长,同往年一样,还是15万户。

李治又问:那咱们国家,现在有多少人口呢?

高履行道:380万户。

李治掐指一算:嗯,现在有380万户,贞观之治一共是23年,每年人口增长15万户,23年的增长人口数目就是360万户……不对啊。难道贞观之治刚刚开始的时候,人口总数不过是20万户?

资治通鉴

高履行道:反正也差不了多少。

李治有点醒过神来了:大隋开皇年间,有多少人口啊?

高履行回答:当时的户口总数,是870万户。

李治大惊:你是说隋唐改朝换代时,把全国人口几乎杀光了吗?李治寻思了半天,又问道:那隋开皇时,生产的粮食有多少?

高履行道:当时的粮食,足够870万户吃50年。

李治大惊:当时有这么高的生产力吗……我明白了,贞观之治,就是带着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,狂吃人家足够50年吃的粮食……

关于这段对话,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写得明明白白,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打上八成的折扣,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:隋唐之战,看似波澜不惊,实则是恐怖到了极点——天底下的老百姓,几乎要被赶尽杀绝了,余下来的人口,尚不足大隋开皇年间的十分之一。而大隋时代抓革命,促生产,生产出来的足够全天下人食用50年之久的粮食,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。

退一万步说,就算是大唐贞观年间的人口并没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,那也不可能达到隋开皇年间的50%,而这就意味着,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。

总而言之,史家通过这段记载,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:“贞观之治”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,任何人,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,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,坐享“之治”的社会福利。

唐太宗注意纳谏,注意节制徭役,都是事实,然而封建地主阶级对“贞观之治”的美化,却完全是着意的夸大。

《旧唐书.太宗本纪》、《资治通鉴》都说贞观四年(630年)天下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,东至于海,南至五岭,都夜不闭户,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,可以“取给于道路”。《贞观政要》说得更具体,“商旅野次,无复盗贼,囹圄常空,马牛布野,外户不闭”,至于旅行者的粮食问题,“入山东村落,行客经过者,必厚加供待,或发时有赠遗,此皆古昔未有也”。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乌托邦了!

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事实。贞观元年(627年),关中饥荒;二年天下蝗灾;三年又发了大水。这几年中间,老百姓穷得卖儿卖女,流亡道路。贞观四年,天下大熟,流亡的农民才得还家。这是喘息方定的时候,怎么会一下子便富庶得不得了呢?两年之后,魏征还描绘过中原萧条的景象,他说:从伊水、洛水往东,直到泰山、黄海烟火零落。极目望去,到处都是荒原野草。贞观六年是这副样子,四年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。

资治通鉴

我们还需要注意,唐太宗的节制徭役,是勉强地去做的,因此他常常会有违反这条政策的举动。这里按照年代次序,举几个例。武德九年(626年)初即位时,要点身材壮大的未成年人当兵,经魏征力争而止。贞观四年,修洛阳宫,张玄素谏阻,说:“今日财力,何如隋世?陛下役疮痍之人,袭亡隋之弊,恐又甚于炀帝矣!”当时,他听了不免心惊,暂时停役。然而到了明年,不仅修了洛阳官,还修了仁寿宫(九成宫)。六年,魏征指出:“比来营缮渐多”,可知那时的徭役并不算轻。十一年,马周上疏,说当时多营不急之务,百姓怨嗟,批评太宗不像贞观初年那样“俭以息人”了。贞观十三年,魏征上《十渐不克终疏》,引太宗本人的话,“百姓无事则骄逸,劳役则易使”,并指出“顷年以来轻用民力”。十六年,太宗下令:今后有自己伤残手脚以避劳役的,“据法加罪,仍从赋役”。据说此风起自隋末,贞观中遗习尚存,所以下令禁止。以上两条,一言一行,最能暴露唐太宗的阶级本性,并且说明常有徭役较重的情况,不过不像隋末那样严重而已。贞观末年,人民赋役负担,还有继续加重的趋势。二十二年(648年)修玉华宫,“所费以巨亿计”。充容徐惠见连年用兵,营缮相继,宫廷习俗也颇奢华,上疏谏劝,说“人劳乃易乱之源”,尽管雇人做工,也“不无烦扰之弊”。至于剑南(四川)百姓,因为造侵略高丽用的船只,负担沉重,那年已经发展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。从以上的叙述,我们可以知道,贞观时的实际情况是:农民的赋役特别是徭役负担,有时比较轻,有时比较重,但重的时候也没有达到使再生产无从进行的程度;唐太宗怕农民造反,执行不竭泽而渔的政策,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本性,有时不免要加重剥削,他的好处是肯接受意见,注意改正。封建时代能够这样,就算是政治清明的“治世”了;肯这样做的皇帝就算是“明君”了。

历史上有过许多这类的皇帝,唐太宗李世民是比较突出的一个。我们肯定他是有所作为的封建统治者,但不必歌颂他,因为他终究只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。没有隋末农民群众轰轰烈烈的斗争,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局面,不会产生具有太宗、魏征等人的观点的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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